志远海运商行完全控制了来州和登州两个港口，在这条航线上除了大宋水师的船队之外，只有志远商行的船队可以合法经营。这次劫船事件完全是出自大宋枢密院参谋部的策划，其目的便是使大宋获得向辽开战的理由。王静辉所辖下的志远船行便承担了这次任务，事实上辽国舰队在当天并没有出海对大宋商船进行拦截，以前他们也曾干过，不过却被大宋护航舰队所击溃。大宋以前是出于政治需要才未曾追究过辽国的责任，而辽国人在几次拦截失败后，便对大宋商船不敢招惹了，甚至在距离辽国水师这么近的海域航行，大宋船只也不会有什么担心的。
从承天元年开始大宋便已经下决心要收拾掉辽国的水军了，辽国因为造船工艺不过关，并且水师也仅仅是处在起步阶段，就是十倍于辽国的水师也绝对不是已经把火炮加装在战船上的大宋水军的对手。根据王静辉的建议，这种一艘大型战船上加装二十二门火炮的战船被命名为“战列舰”，虽然船速并不高，但是犀利的火炮武装起来的战列舰可谓是个浑身冒火的火刺猬。
在大宋水师的秘密演习当中，这么一艘战列舰完全可以在敌人未能接近的情况下，独立对抗来自同一方向的同样装备两门火炮的武装运兵船，要是对付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战船，则无往不利。战列舰的这种火力优势也被大宋参谋部考虑其中，这就使得在劫船事件引发的第二次宋辽战争中，战列舰被作为攻击辽国苏州、锦州和辰州的不二选择，这三个城市极为靠近海洋，并且都在战列舰的火炮控制范围之内，配合宋军攻城则是事半功倍，而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辽国水师虽然只发展了七八年，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王静辉看来，海洋是属于大宋的，任何国家都不得染指其中，只要在大宋战舰行驶过的地方，皆为大宋领土。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大宋对高丽和倭国等提出引进大宋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时候，大宋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并且还严密监视。
杭州著名的海商刘氏在四年前曾经是杭州最大的造船商人，根据王静辉所看过的刘氏家族宗谱，这个刘氏可能是汉化的西方人，加上刘氏家族还有做礼拜的习惯，这个刘氏的创始人很可能是个犹太人。不过刘氏家族因为受到高丽的收买，瞒过了市舶司向高丽输送了一批工匠，结果被大宋情报局在高丽的情报网络反馈回来后，立刻将高丽的造船技术有所突破的消息传递回了大宋汴都，经过细致的侦查后确定了是刘氏出卖了大宋的海船建造工艺。
这一结果使得大宋朝廷一片哗然，杭州市舶司和大宋水师立刻将杭州刘氏在第一时间软禁，并且全族押送汴都开封大理寺进行审判。根据王静辉的建议，杭州、楚州、泉州、广州等地十四家最大的造船商行老板被请到了大理寺来参加刘氏审判。在审判过程中刘氏先是百般抵赖，并且通过关系联系到交往密切的官员进行贿赂，妄图来挽救自己。
审判的结果是刘氏族长以下十八人被处以极刑，全族财产皆被查抄，朝廷所授予的一切勋章都被收回，全族除家佣、家奴之外全部被押解至麻逸岛垦荒，连刚出生的孩子也不例外。最妙的莫过于刘氏族长在绝望之下大爆其收受贿赂的官员，并且从刘氏老宅的隐秘处挖出了一本账册，上面详细记述了刘氏每次行贿的详细经过和数量。
刘氏的临时反水使得这场案件又再起波澜，大宋统计局介入了这个案件，这个刘氏家族在杭州也算是一个大富豪。当初因为王静辉排斥和汉化的犹太人、大食人共同做生意，所以杭州商会中也没有敢接收异族人入会，李慎担任杭州知州的时候也是坚持了王静辉的原则排斥异族人。不过这些接受汉化的异族人通过其雄厚的财力，不断的打通各种关节，疯狂的收买各级官吏，李慎在的时候这种现象还不明显，尤其在李慎去职之后其后任官员基本上都接受了贿赂，而且这些人还手眼通天将势力拓展到汴都开封来，朝中也有几个官员成为了他们的保护伞。
大宋统计局根据这个账本介入了调查后，大批官员落马，被移交给吏部和大理寺接受进一步的查询。最令王静辉非常惊讶的是，王雱也隐约牵涉到了这个案件中，不过王雱做的非常隐蔽，而中间人也是一口咬定自己的罪名，为王雱做掩护顶替了罪名。王雱身份特殊，王静辉也没有深究的意思，不过对于那个做替罪羊的官员王静辉可就没有手软的意思了，尽管“王衙内”打过了招呼，王静辉还是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干扰了大理寺的审判结果，直接把那名官员发配到麻逸岛去开荒了，罪名之重可谓是在这个案件中排前三位了。
刘氏案件牵连太广，影响也非常深，虽然罪名是非常重，但是作为第一个被大宋抓住的“技术走私”典型，这么重的处罚也是在意料之中。与此同时朝廷也明文规定了归化胡商不得从事造船、印刷、纺织、榨油等行业，并且规定了严格的时间要求这些胡商把自己手中的相关产业变卖，否则逾期查抄。这一规定是极为严厉的，毫无疑问胡商在短期内出售这些相关产业将会损失惨重，王静辉不想做**，但是也不想出现第二个刘氏，大宋的技术机密要严格保密，这样才能够保证大宋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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